持续高价仍旧满房 三亚旅游迎加长版旺季******
火爆的三亚旅游市场在春节假期后依然延续。1月31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多家旅游平台了解到，春节假期一些动辄五六千元一晚的高端旅游酒店在节后房价仍处高位，部分热门酒店甚至还处于满房状态，而这样的情况将一直持续至正月十五。
部分酒店仍售罄
“节后这两天来亚龙湾的游客依旧很多，我们每次开车出亚龙湾都要排半个小时的队。”在三亚度假的游客蒋瑞(化名)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自己本以为过了春节错峰游三亚的游客会少一些，酒店会更好订，其实不然。
“因为将近三年都没有好好地旅游，所以我们计划订个比较舒适的酒店，但没想到稍微高端一点的酒店房源都很紧张。”蒋瑞说道。北京商报记者在携程旅行App上看到，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1月31日-2月3日均已无房间可以预订，2月4日-5日的海景双床房、海景大床房等房型显示已售罄；无独有偶，三亚艾迪逊酒店1月31日-2月1日的所有房型均被订满，2月2日也有部分房型显示被订完。
价格方面，一些热门酒店的房价在春节假期后仍持续处在高位。北京商报记者在携程旅行App上查询到，三亚保利瑰丽酒店1月31日豪华海景房的房价为5573元/晚，海景泳池大床房的房价为7673元/晚；三亚香格里拉度假酒店1月31日豪华阁大床房的价格为5986元/晚。不难看出，即便假期已经结束，但三亚春节期间的余温还在持续释放。
除酒店外，三亚的免税市场也在持续发热。北京商报记者在三亚国际免税城探访看到，免税城内人头攒动，不少品牌店门口排起长队，部分奢侈品品牌需要排队至少一个小时才能进店。免税城内的工作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过年期间一直都是这么多人，不知道具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在免税城内排队等待购物的孙先生表示：“因为我们在三亚买了房，所以几乎每年冬天都会来三亚，往年免税城里的人也都很多，但我感觉今年的人更多了。”
三亚旅游酒店行业协会会长刘凯强表示，以往在节后都会有来错峰旅游的游客，但今年春节后来三亚旅游的整体游客人数相比往年要多一些，甚至比疫情前的2019年还要多。蒋瑞谈到，相比往年，今年春节三亚旅游市场的“旺季”时间更长了。
元宵节后陆续回归平价
“三亚旅游市场火热的情况将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目前有不少酒店的房价从正月十五左右开始回落。”有酒店相关负责人透露。
北京商报记者从携程旅行App上看到，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2月5日(正月十五)海景大床房的房价为3088元/晚，而1月21日除夕当晚，同房型的房价为5688元/晚；2月12日的同房型房价为2188元/晚，与除夕的房价相比，降幅超60%。同样，三亚珊瑚湾文华东方酒店1月21日翠园轩高级园景大床房的价格为6231元/晚，2月5日同房型房价为3827元/晚，降幅近40%；2月12日的房价为2195元/晚，降幅超60%。这就意味着，正月十五后部分酒店价格开始回落，陆续回归到平日房价水平。
刘凯强表示，即使会有错峰游市场，但毕竟过了春节的峰值，各酒店对春节初七以后的房价都有所下调，但这也带动了初七到正月十五期间入住率的提升。而最近价格上涨，与酒店入住率趋于满房的状态密不可分，各酒店也在用市场进行调节。
而民宿市场也有相同的情况发生。小猪民宿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来看，三亚的热度还在持续，三亚民宿价格没有大幅下滑。三亚此前也都是过了正月十五价格才会逐渐恢复。因为很多三亚民宿订单订到正月十五，所以库存比较紧张，小猪民宿平台上三亚地区最长的单笔订单订了超过90天。”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春节假期过后，热门旅游目的地的酒店价格略有回落，例如，三亚1月28日-31日入住的酒店均价(平均每间夜价格)降幅为18.1%。同时，机票价格在节后逐步进入下行通道。
淡季将转换经营策略
“正月十五以后，学生基本都上学了，亲子客流肯定会有所减少。接下来，各酒店可能会针对会议、团队以及时间较为充裕的度假散客做一些准备，推出一些优惠措施等吸引消费者。”刘凯强说道。
针对平季的准备工作，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公关总监徐翔宇表示，旺季过后会安排部分酒店员工进行休整，同时也会针对会议、团建等进行相关布局。
不只是当地酒店企业，在线旅游平台也在积极营销。据了解，同程旅行近期上线了“旅行开年心动出发”的活动，预订三亚、西双版纳等热门目的地的酒店会有相应的优惠。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认为，近年来，三亚的淡旺季逐渐在淡化，以往暑期是三亚的淡季，但是在近两年的暑期，三亚酒店的入住率还是比较高的。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经过三年疫情，消费者出游的需求在这个春节得以释放，也有部分消费者更青睐于节后的错峰游，从而使今年三亚的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同时，2月6日起，试点恢复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中国公民赴有关国家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而此时，三亚便是众多消费者出游的首选目的地。
吴丽云指出，待出境游完全放开后，可能会对三亚旅游市场有一定的影响。虽然三亚的度假设施相对完善，但服务方面存在一定欠缺和不足，加之价格较贵，可能会有部分消费者选择价格较为便宜的东南亚国家，届时会分流三亚旅游市场。
北京商报记者 吴其芸/文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